曾国藩教育家人、弟子，常用一字诀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字来代表一个主张，或说明一种现象。比如他教育子女，常用“勤”、“俭”、“谦”三个字，又常告诫子女：“世家子弟最易犯一个‘奢’字、‘傲’字。”对弟子，曾国藩则主要训之一个“诚”字。
“诚”，是儒家的重要信条，《大学》、《中庸》上讲的“至诚”、“正心诚意”，被曾国藩认为是顶顶重要的人格守则。他训诫弟子李鸿章，就多次用了这个“诚”字。笔者看到过两条曾国藩以“诚”训诫李鸿章的材料，一条出自《庚子西狩丛谈》，一条出自《南亭笔记》，都是有细节的记述，很有兴味。
《庚子西狩丛谈》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口述，一个化名甓园居士的人记录下来的。卷四中记了这样一件事：李鸿章从南洋调到北洋接替曾国藩时，曾国藩问他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听了，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一听老师对答话不满，连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又是一阵捋须不已，并久久注视李鸿章，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也通此人情。虚强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所谓痞子腔，是皖中一带的土语，说明白了就是流氓腔。籍隶合肥的李鸿章大概是想用他家乡的青皮流氓的混办法来对付洋人。但曾国藩的头脑还是清楚的，知道洋人不会吃这一套，所以主张还是应当老老实实，凭实力讲话。
这是一段难得的记录，可以说是一段珍闻。曾李二人的音容吐属，师生间问答时的心态、情状，都跃然纸上了。从李鸿章答话中要打所谓“痞子腔”来看，此公的心地中是缺少一点儒家的“诚意”的，而曾国藩则比李鸿章要多懂得一些儒家的“诚意”的真谛。
对于李鸿章心地中缺少一个“诚”字，以及曾国藩以“诚”字作李鸿章的一字师，清人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卷九中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这段记载可以作为《庚子西狩丛谈》的重要补证。记云：
“文正（曾国藩）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李（鸿章）不欲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不得已，披衣而赴。文正终食无语，食毕舍箸正色谓李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有一诚字而已。’语讫各散，李为悚然久之。”
李鸿章号少荃，曾在曾国藩的幕府做过幕僚，也就是当师爷。他具体是负责什么职事的，未曾见到过有关资料。但肯定他不是那种专门负责刑名、钱谷等具体行政事务的普通师爷。因为曾国藩的幕府不是州县幕府，而是高级幕府，因而，李鸿章显然是一种高级师爷。李鸿章既给曾国藩当“佐治”的师爷，又是曾国藩的弟子，这种关系，在师爷这一社会群体中是很少见的。
李鸿章不想参加曾国藩召集的集体进餐，便谎称头痛，虽然这不是大过错，也并非痞子腔，却毕竟是在蒙骗老师，怎奈被老师一眼看穿。这次曾国藩训诫李鸿章的态度，大不同于吴永所记的那种捋须徐言，而是“正色”训诫，训诫的内容，也比吴永所记的严厉，一字之诫，便让李鸿章“悚然久之”。这段记述，颇有一点太史公记人叙事的味道，寥寥几笔，一个动态的历史场景，两个人物的生动模样，便凸现在读者面前。
李鸿章这个人的操行，一向为人所诟病，除了在国事上被冠以“卖国贼”之称不说，在平素个人品质上也常受到人们贬责。《庚子西狩丛谈》和《南亭笔记》中关于李鸿章心地不诚的两条材料，就是例子。笔者是相信这两条材料的。陈独秀也曾贬斥过李鸿章，他说：“李鸿章，幕僚出身嘛，阴谋诡计他是大师……”这话更让我感到，李鸿章做人，是肯定不那么“诚”的。因为，当过师爷的李鸿章策划过不少阴谋诡计。试想，一个长于策划阴谋诡计的“大师”，怎么能修练出真正的“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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